来源: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文章作者:佚名

 


  
  「排名」、「资优」犯大忌
  「芬兰没有坏学生,即使最差的学生也很好,」以培育师资闻名的约瓦斯其拉大学(University of Jyvaskyla)教育研究所所长瓦里亚维(Jouni Valijarvi)直言,芬兰十五岁以下人口逐年减少,将资源导入需要辅导的小孩身上,可以创造最大的国家利益,「我们承担不起放弃任何一个人。」 且慢!学得快的人要怎么办?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不公平?芬兰人自有他们的逻辑:「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,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。」
  
  对此,五年前嫁到芬兰、目前正攻读教育博士的张家倩感受颇深。她曾到芬兰的中小学实习,芬兰学校乍看之下,毫不起眼,甚至有点沈闷;但是,看得愈多她就愈体会到,这就是芬兰教育「平凡中见实力」的特质,老师上课总是花最多时间在「把慢的人教会」。「宁可让学得快的人等,也不能让不会的人继续不会,」张家倩观察,芬兰老师没有赶进度的压力,即使她在大学学芬兰语,讲师也总是要等全部人都学会,才继续教新的课程。 芬兰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「分类」或「排名」,说「资优」和「精英」是犯大忌,更没有能力分班这回事。
  
  二十八岁、在赫尔辛基大学任职的海蒂回忆,她念中小学时数学很好,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说她功课好,只是私下偷偷塞几本进阶数学让她自己看。 最能展现教育平等价值的,是芬兰政府对移民子女一视同仁的态度。 不论是否有芬兰国籍,移民子女都能免费上学,政府还额外拨预算让他们学习母语,每周上两堂,为期四年。
  
  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湾妈妈就说,学校原本聘请一位大陆籍教师教她两个小孩中文,但她坚持要让小孩学繁体字,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湾老师来教,老师的钟点费和交通费由政府支付。 在专注的策略、平等的核心价值外,芬兰教改能够一路顺畅无阻至今,还必须归功于一群高素质的专业教师。
  
  全球最严格的师资标准
  回首来时路,三十年前主导教改的教委会前任主委阿侯(Erkki Aho)也不讳言,如果不是老师大力支持,配合师资改革决策,芬兰教育绝不会有今天成果。 自一九七九年开始,教委会就定调,中小学老师属「研究型」,必须具备硕士学历,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。师资教育从原本的三年,延长为五年,高中生毕业申请师范学校时,除了要看在校成绩,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,确认有教学热诚与创新思维,才能挤进录取率仅一○%的师范窄门。
  
  专研师资培育的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坎萨宁(Pertti Kansanen)指出,芬兰师范体系的唯一任务,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师,并发展必要的专业质量,以确保教师生涯能够持续进步。换句话说,在芬兰,老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意愿。
  
  「有能力学习,才有能力创新教学,教育才会不断提升,」作育无数教师的瓦里亚维比喻,在芬兰,老师是一种「最爱学习的动物」。 芬兰老师爱学习出了名,大学暑期班开课,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学老师。芬兰教育部长现在最头痛的是缺老师,好学的老师都跑去继续念博士;芬兰企业也喜欢雇用老师,跟政府抢人。据芬兰第一大报《赫尔辛基邮报》调查,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行业就是当老师;中小学教师受民众敬重的程度,甚至超过总统和大学教授。
  
  在芬兰驻台湾商务办事处代表史亚睿(Jari Seilonen)的眼中,芬兰老师教的不是「知识」,而是「学习怎么学习」。 史亚睿的母亲就是幼教老师,他从小跟着其他小孩一起听母亲念书、阅读;小孩问问题,老师不会直接讲出正确答案,而是给他一个方向,自己去想、去找、去学。 挑高的天花板下,淡色木地板上,穿着各色袜子的脚丫子跑来跳去。赫尔辛基郊区小学教室里十几个小孩,华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书,对面的Sarka在画画,有的玩玩具、有的写作业,教英文的老师拿着颜色图卡,蹲在两个小孩前面继续比划。
  
  没有吵闹,也没有不耐烦,老师不必时时刻刻盯着,每个小朋友都有老师为他们量身订作的学习目标,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。 尽管门坎高,又受欢迎,教师在芬兰并非高薪工作。在OECD的调查中,不论是新进或资深者,芬兰教师平均薪资都比先进国家和欧盟平均要低,甚至比不上国民所得较芬兰低的南韩与西班牙。 留着一把大胡子,在中学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亚力屈指计算,他每月收入扣税之后,大约有两千欧元(约台币八万多元),跟大学毕业生差不多。 他笑说,家里两个小孩的育婴假都是他在休的,因为太太赚得钱比他多很多。
  
  「做老师不是为了钱,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份工作对芬兰很重要,」史亚力深信不疑,师资即国力,老师愈好,国家就愈强大。
  
  严格要求师资质量,芬兰政府也相对给老师和学校最大的教学自主权。教委会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并公布核心课程纲要,其他如征聘师资、经营管理则由各校自治,举凡班级大小、课程内容、学生课表,甚至是每年上课几学期都由学校全权负责;至于要教什么、怎么教、用什么教科书,则由老师自由选择。
  
  芬兰中小学并没有全国一致的联合评量,学校也很少有考试;芬兰官方也不进行教师评鉴。 被问到是否要考核教师表现,任职教委会长达三十年的资深顾问劳卡南几乎动了气,反问:「为什么要评鉴老师?」他骄傲地说,芬兰根本没有不好的老师,每个老师都很自律,不需要打考绩。 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,并不实施学校评鉴制度,对学校有绝对信任,再小的学校,也拥有绝对行政自主权。
  
  赫尔辛基市内的拉托卡塔诺(Latokartano)小学,决定在校内推行不分年级上课,一百八十个学生,每个人有自己的课表,有的人八点半上学,有的则是九点或九点半,大家放学的时间也不一样。 学校事务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,七位董事中,有一位教师代表、一位职员代表,其他五位由家长与当地小区选出。董事会决定学校课程方针和预算使用,及聘用教师。 拥有法学和教育双硕士学位的校长亨卡拉透露,每学期初,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坐下来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,学生的学习评量不是根据和其他人的比较,而是看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。他们没有成绩单,只有学习报告。
  
  「我们强调的是学习,不是竞争,芬兰绝对不会用竞争来刺激质量。」说得一口流利英文,亨卡拉再三强调,在芬兰,教育的目的是学习,而非竞争。
  
  全世界最爱看书的国民更重要的是,芬兰教育还有一笔他国难望其项背的幸运资产,那就是他们有一群热爱阅读的国民。芬兰人在家阅读的传统已传承四百多年,是全世界最爱跟图书馆借书的人,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书。根据调查,四一%的芬兰中学生,最常从事的「休闲活动」就是阅读。在对的时间,做对的事情,有对的策略,用了对的人,芬兰教育怎么可能不好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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